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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长江下游地区古国文明研究”首席专家、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助理研究员

良渚古国重要遗址分布图           作者/供图

五千多年前，在长江下游地区，以玉器为礼、以稻作为基的良渚古国悄然崛起。作为东亚最早的国家形态之一，良渚古国文明独特的经济模式、严密的社会制度与深邃的文化基因，为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遗，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揭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深层逻辑。如今，重新审视良渚古国文明，不仅是对先民智慧与历史记忆的致敬，更是对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溯源。

生业与经济：文明存续的物质根基

良渚古国以稻作农业为核心构建经济体系，凭借相对卓越的水利工程与精妙的资源调配策略，成为早期国家经济治理典范。考古发现显示，良渚稻田已形成比较标准化的布局：茅山遗址揭露的晚期稻田由河道、河堤兼道路、灌溉水渠与田埂构成，长方形田块面积为1000—2000平方米，田埂宽0.6—1.2米，长达83米，间距多为17—19米，最宽31米，亩产量达141千克。沟渠系统兼具防洪排水、提供生活用水与灌溉稻田等多种功能。

随着稻作经济的标准化、规模化，良渚社会分工也日益精细复杂。莫角山宫殿区南部的池中寺遗址发现大片炭化稻谷堆积，测算总量近20万千克，说明城内稻谷储藏量丰富；区域中心如上海福泉山，承担区域物资调配的关键职责；基层村落专注稻作生产，为良渚社会提供充足的粮食供应；不同聚落的稻谷品种存在DNA差异，表明可能出现专业化育种分工，各聚落依据环境与需求培育特色稻谷品种，反映了良渚稻作农业的多样性，勾勒出“核心—边缘”经济网络雏形。这种经济架构，既保障资源向核心区集中，又通过合理调配促进区域一体化，推动良渚古国向前发展。

动植物考古进一步揭示良渚经济体系的多样性。遗址中家猪骨骼占比高达93%，表明可能已出现规模化养殖，提供稳定的肉食来源；鱼类遗存的出土，彰显比较发达的渔猎经济，先民利用水域资源，丰富食物种类。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贵族群体摄入更多稻米类C3植物与动物蛋白，饮食差异成为社会分层的物质写照。稻作农业不仅是维持生存的手段，更是塑造文明形态、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良渚古国独特的经济模式，为研究早期国家治理提供了样本。

文化与社会：玉礼制度的秩序构建

以琮、璧、钺为核心的玉礼器，是维系社会等级与宇宙秩序的文化符号体系，体现先民“以玉事神”“以玉明礼”的精神追求，彰显早期中华文明对天人关系的哲学思考与制度表达。反山M12的“玉琮王”是玉器工艺“巅峰之作”，每毫米3-5条纹饰的微刻技艺，尽显史前手工业精湛造诣；外方内圆形制暗合“天圆地方”宇宙观，神人兽面纹（神徽）的羽冠象征通天之力，兽目代表彻地之能，构建起三界信仰架构，传递出先民对神灵世界的敬畏。

从核心区到边缘地带，玉琮的尺寸与纹饰复杂度呈现明显梯度变化。良渚古城的玉琮完整精美、纹饰繁复，昭示墓主至高无上的地位；区域中心的玉琮稍显简略，仍具尊贵气质；基层聚落的玉琮纹饰简单，多见玉料残片。等级差异一目了然，构成可视化的社会等级标识体系，将良渚社会阶层结构具象呈现。

玉礼制度的运行机制展现社会治理制度。瑶山M7的玉钺完整，玉瑁与玉墩刻满纹饰，且上下颠倒、形成图像闭环系统，赋予统治者权威。钟家村玉器作坊区高度的专业化分工与残次品管控，展现了复杂社会的技术逻辑。这种技术体系与信仰控制紧密结合的模式，催生“工匠—祭司—贵族”三位一体，掌控玉器生产、宗教阐释与社会治理权力，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内容之一。

玉礼制度实现文化认同的空间整合。核心区琮、璧、钺的神徽高度一致，细节精准；外围区的玉器纹饰存在简化或局部省略，但主体结构一致。玉礼制度将技术规范、宗教信仰融为一体，以物质载体凝聚文化认同，维系社会团结。

聚落与城市：分层治理的空间智慧

良渚古国构建的四级聚落体系与“城—水—田”三位一体格局，是东亚早期国家空间治理的典范，彰显出对空间资源统筹利用的能力。良渚古城30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内，莫角山高台宫殿区居中统御，周围分布的多处人工土台可能为墓葬或祭祀设施，规整有序，暗合“以中为尊”观念。城墙主体为黄土夯筑，局部使用草裹泥块加固，兼具结构稳定与防潮双重功能。

良渚古城外围由11条人工堤坝组成的规模宏大的水利系统，估算总土方量达260万方，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水坝系统。坝体顶宽10—15米，断面采用草裹泥夯筑技术，兼具稳定性与抗渗性。通过溢洪道与蓄水区协同运作，既可进行水资源管理、有效调控百年一遇的洪水，又可满足短途运输与灌溉需求，为良渚古国的稳定提供保障。

聚落等级制度映照良渚古国的国家治理逻辑。良渚社会存在明显的聚落等级分化，大致形成都城—区域中心—次级聚落—基层村落的多层结构。都城通过垄断高等级玉器与水利工程强化权威，而区域中心如江苏寺墩在遵循核心规范的同时，保留部分本地生产自主性。这种“核心控制与边缘有限自主”的结合，有利于激发区域活力，保证良渚古国稳定。

良渚古城的空间规划，蕴含先民对自然洞察后的生态智慧。良渚古城建设遵循“湿地—城邑—山林”的和谐生态格局，水系将农田、宫殿区、祭祀区有机串联，形成一个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生态系统。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成为中华文明空间美学的源头之一。

墓葬与等级：社会结构的物化镜像

良渚古国墓葬的分化程度与形式，展现出早期国家权力运作机制。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等级墓地，规模小，只有十座墓左右，说明存在脱离血缘组织的特殊集团。同新石器很多墓地中的高等级墓葬或高等级墓区不同，这种单独高台墓地的差别是社会集团之间的分化。

良渚古国复杂的社会结构与明显的阶层分化通过严格的用玉制度得以体现，具体表现为不同等级墓葬中玉器的质量与数量存在明显差别。根据随葬玉器的种类、组合与材质特征，可将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墓地划分为四个等级的社会集团：第一等级以反山、瑶山遗址为代表，随葬全套玉礼器，包括象征宗教权威的玉琮与军事权力的玉钺，玉器材质优良，工艺精湛；第二等级以姜家山遗址为代表，随葬部分玉礼器，玉琮数量有限，玉器材质不统一；第三等级以文家山遗址为代表，随葬一部分玉器，缺乏象征身份的头部玉器；第四等级以卞家山遗址为代表，随葬非真玉材质的坠饰。这种显著差异表明良渚社会存在物质占有上的鸿沟与深层次的等级特权差异，已形成较为复杂的层级结构。

良渚古国的墓葬制度通过等级差异与仪式化安排，反映社会组织结构与文化特征。反山、瑶山等高等级墓葬采用人工堆筑的大型土台，墓葬面积大，随葬品达1200件（组），尽显墓主身份与财富；而卞家山等平民墓葬多为平地掩埋，通常1—2平方米，随葬品以陶器、石器为主，玉器极少。由此可见，良渚社会分层绝非单一维度基于财富权力，而是融合了宗教权威、世俗威望等多重复杂标准，通过严格的等级划分与仪式空间规划，构建起立体多元的社会结构体系，巩固着良渚古国的统治基础，支撑着良渚古国的运转。

文明与传承：多元一体的基因密码

良渚古国文明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注入文化基因，揭示了文明交融碰撞的复杂图景。

稻作技术的传播重塑文明版图。考古发现表明，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稻种，清晰包含着良渚基因标记；陕北石峁遗址的炭化稻谷，证实稻作北传至黄土高原。这种农业文明跨区域的广泛扩散，为之后粟作与稻作文明深度融合奠定了坚实基础，开启了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先河。

玉礼制度的转化传承意义深远。商周青铜器饕餮纹，既保留良渚神徽的庄重威仪，又融入草原文化的粗犷豪放，在碰撞中实现创新升华，成为中华文明标志性的符号。玉器承载的“天人合一”观念，经儒家阐释发展，演变为“君子比德于玉”的伦理体系，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精神寄托与文化认同。

良渚古国“湿地—城邑”的生态理念持续滋养中华文明的蓬勃发展。良渚水利工程的分级调控思想，在北宋汴渠工程中再现，为解决水运难题提供了借鉴。良渚古城“以水定形”的规划，启发后世杭州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景观格局，成为城市美学典范。

良渚古国文明基因的传承嬗变历程，印证了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满天星斗说”。当黄河流域彩陶、辽河流域玉雕与长江流域玉琮在华夏大地上交相辉映，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已然磅礴成型。良渚古国文明的发展历程揭示：伟大文明的生命力，源自海纳百川的包容并蓄，在交融汇聚中实现升华，这正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历久弥新的深层密码。

良渚古国文明的发现与研究，重新定义了中华文明的时间尺度与空间维度。从稻作经济夯实的物质根基到玉礼制度构建的精神秩序，从聚落体系蕴含的空间智慧到墓葬等级映照的社会镜像，良渚古国文明全方位、深层次的多维图景，揭示了早期国家形成发展的复杂逻辑。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考古发现，不仅重构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时空坐标，更彰显了文明演进过程中的本质规律。良渚古国这一璀璨的文明，既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更为当代社会发展提供了深远的启迪。文明的繁荣昌盛，离不开对自然的敬畏，离不开对秩序的追求，离不开对精神的超越。当现代考古学家的手铲破译五千年前的文明密码，收获的不仅是历史的真相，更是面向未来的文化自信。这或许正是考古学的魅力：让过去照亮未来，让文明永远年轻。